艺术人生 | 师从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三位小提琴家？
师从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三位小提琴家会是什么感觉？
加拿大教育学者Gwen Thompson-Robinow
分享她与Gingold、Heifetz和Galamian学习时那令人难忘的经历
真可谓是一件好坏参半之事
Gingold在上课
我第一次采访71岁的加拿大小提琴老师Gwen Thompson-Robinow时，是通过Skype，我们讨论了大拇指灵活性的技术问题。采访中，她曾漫不经心地提到了以前的老师。“Josef Gingold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左手练习。”她说道，“然后我跟Ivan Galamian学习时，想知道他关于拇指灵活性的想法。因为在那之前，我已经跟随Jascha Heifetz学习过一段时间了，但我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。”
而就在采访后的几个月，她和丈夫Oliver访问伦敦时，邀请我下午去见他们，喝上一瓶prosecco，我真的无法拒绝：因为我想了解更多，关于她这段跟随三位传奇大师学习的奇妙经历，是如何开始的。
美丽的温尼伯
一切是从这里开始的。Gwen告诉我，1951年，在Winnipeg时，她和她的家人刚从乡下农场搬到城里，“有人敲门，销售小提琴课程，每次25美分”。于是，六岁的时候，她磕磕巴巴地练习新曲子。
很快，她就跟随当地一些顶级的老师，继续学习钢琴和小提琴：比如，比利时竖琴演奏家Frank Simons，他曾师从Eugène Ysaye学习小提琴，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家；英国小提琴家John Waterhouse已经80多岁了，因为抽的烟太多，导致烟灰源源不断地掉进他的小提琴里；还有钢琴家、小提琴家、作曲家Sophie-Carmen Eckhardt-Gramatté，加拿大Eckhardt-Gramatté全国音乐比赛，正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。
当Gwen十三岁，加入加拿大国家青年管弦乐团后，她的音乐生活才真正地开始改变。当时的乐团里有几位杰出的指导老师——Frederick Grinke（在几十年前，他跟随John Waterhouse学习过）；Josef Gingold；Sidney Harth，纽约爱乐乐团首席；以及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，Richard Burgin。
Gingold作为乐队首席，当时刚从克利夫兰交响乐团退休，准备到Bloomington的印第安纳大学任教。他离开前，对Gwen说：“Gwen，高中毕业后给我打电话，我想你继续跟我学习小提琴。”1965年9月，她从高中一毕业就马上给Gingold打电话，Gingold告诉她尽快去Bloomington。
“我母亲给了我100美元，24小时后，我就坐上大巴离开了家乡。”她回忆道。当她到达Bloomington时，Gingold在车站迎接她，给她报名注册，并带着她去大学宿舍办理入住。
导师是Josef Gingold
“Gingold先生常说：‘在生活中，你得像是一匹马，戴着眼罩，直视前方。不管两边的车怎么开，都不能分心。’”Gwen和他的关系很好：她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导师。
“他如此善良、温柔，真是一名令人难以置信的老师。还记得那时，我一下子长胖了很多，他对我说，‘Gwen，你不应该喝那么多啤酒，’或者上课时，我用拇指使劲捏了一下琴颈，他会说，‘让我们从手指的节食运动开始吧。’当他说话时，我觉得他说的每句话，都是为我准备的——尽管我知道，他对成千上百名不同的学生，说的应该是同样的话。
练习，比如说finger diet——用左手手指演奏，但把大拇指拿开，防止捏琴颈。然后练习左手向上和向下爬行G调和降A调的全音阶。这项练习在如今看来，对解放Gwen的左手是非常有效的。她说，Gingold在Bloomington开设的技巧课、大师课和乐队片段课，“就像是一份礼物”。
Gwen与Galamian
Gingold也给Gwen一些很好的机会：在大二时，Gingold开始让Gwen在一些音乐会中，代替他上台演奏。“和他的钢琴伴奏Walter Robert一起合作真是太棒了。”她说，“其中一首是巴托克的《第一狂想曲》，我想，“噢，天啊！”
当时，我正在教János Starker的女儿学习小提琴。Starker先生的工作室跟Gingold先生的在同一侧，而William Primrose的工作室在对面。所以我打电话给Starker先生说，“我正在跟Walter Robert一起演奏巴托克的《第一狂想曲》！”我走进Starker的工作室，浑身冒汗，精神紧张——因为面前的是Starker！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，“Gwen，你知道吗，演奏巴托克不一定要成为匈牙利人，让我们先把曲子弄清楚吧。”他也给予了我一些帮助。
Gwen的钢琴技巧也给了她其他大多数学生没有的机会：Gingold会请她帮他的其他学生伴奏；以及，如果他的课临时取消了，或者他课与课之间有一点间隙，都经常会去找她。“我会帮他弹伴奏，拉一些协奏曲和奏鸣曲，或者是任何东西！我从中也学到了很多。”
在本科学习结束后，Gwen获得了演奏文凭。她问Gingold，是否可以继续跟随他攻读硕士学位。但Gingold却说，“对不起，Gwen，你跟我学得够久了，让我们来继续制定更深入的学习计划吧。我想让你去布鲁塞尔跟Arthur Grumiaux学习。”然而，那年Grumiaux正在休年假，所以Gingold只好退而求其次，给Heifetz打了个电话。所以，在她意识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前，Gwen已经坐在飞往加利福尼亚的飞机上，准备参加面试了。
跟随Jascha Heifetz学习
1969年，只有五名学生被海非兹录取，而Gwen便是其中之一。她回忆道：“有三个人真的是一流的专业人士，他们想被海菲茨先生封爵。”“而剩下的两个人是我跟另外一个女孩，她之前跟海菲兹学习过。在等候考试的时候，我问她，“他会怎样考？”她说：“要确保你的思考速度非常快。他可能会让你演奏音阶，但他不会简简单单说‘请演奏E大调。’他会说，‘现在，请演奏重降F大调’。”因此，我在脑海里练习了重降和重升的思维方式，所以当他看到我能够跟上他的思考速度时，显得激动不已。海菲茨先生喜欢用欺凌的手段，来让人们失去平衡，看看他们是否能在感到不安的时候正常演奏。我还好，但对其他人来说，这挺痛苦的。
Heifetz打乒乓
快速思考是海菲兹的最优先考虑的事情，这也是他为了提高学生协调能力、敏感度和反应能力，而鼓励所有学生打乒乓球的原因之一。Gwen说，“海菲茨的教学风格包括，在压力下能够迅速做出反应。你的动作要快，而这需要反复练习。”海菲兹甚至邀请她在圣诞节期间留在加州，以提高她的球技。“我对他说，‘我得回Winnipeg探望父母，’他说，‘哦，你父母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’但如果是别人，他可能就会说：‘那你就回家过圣诞节吧，但别回来了。’你永远不能真正了解他的思想。”
海菲茨也很注重外表，从一开始他就向Gwen表明了这一点。“我第一次演奏给他听时，他说：‘从脖子以上到膝盖以下，你是过关的。’当时，我大约22岁，体重220磅（大约99公斤）。他问我：‘你想让人们在你走上舞台时，为你感到难过吗？观众都是用眼睛看音乐会的！’
我当时站在那里狂出汗，因为天气很热，而我们在加利福尼亚，加上他不喜欢空调，也不喜欢我们穿凉鞋。我们也不能穿任何闪亮的衣服，因为那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，他非常执着于这一点。”
从那以后，“scales”就有了新的含义：在每节课结束时，海菲茨都会让Gwen称体重。那一年，她瘦了80磅（约36公斤），但她并没有觉得特别艰难。“这让我意识到，自己是如何展现自我的，也让我的性格中增添了一种戏剧性，让我变得非常坚强和自信。”
当然，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人：另一次，这位艺术大师将自己的愤怒指向一个学生的发型，并命令他剪掉。但当这名学生回来时，他并没有剪头发，而是戴着不合适的假发。
海菲兹对外表的执着也延伸到舞台上的表现：有次，Gwen记得有人漏了维尼亚夫斯基D小调协奏曲中的一个和弦，于是他停了下来，但海菲茨说：“不要停。如果你只是失误了一次，那么把你的弓举得高一些，再把你的小提琴举得高一些，就会有90%的观众认为你成功了。”她说，如果他是为精英，比如那些在纽约或伦敦等着他犯错的人演奏，他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表演。但如果在Winnipeg这样的小城镇，他将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。
最重要的是，海菲兹教会了Gwen如何安排一首乐曲：力度记号、乐曲高潮、音乐色彩。比如说，如果在一个作品中，或在整个乐章中，总共有七个弱的力度标记，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Gwen说：“你必须运用自己的音乐判断力去思考这个问题，你不能靠习惯演奏弱的力度。海菲兹先生让我真正了解这些细微的区别，并且我从他的演奏中学到了很多。当海菲茨先生站在我前面三英尺远的地方，开始演奏埃尔加协奏曲时，音乐十分强烈，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，让我不得不坐在门口，因为我觉得快要呕吐了。这就是他的力量，让人难以相信这是真实的。”
他的要求可能很难满足。有一次，Gwen演奏了普罗科菲耶夫的G小调协奏曲，但海菲兹觉得一个段落演奏得不够好。他说，“拉得有点听不清楚。下节课回帕格尼尼的前六首随想曲吧。如果你能演奏好那些，那这段你就能演奏好。”我回到家，心想：“天哪，我能完成吗？因为给海菲茨先生演奏，你必须得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后来我做到了，但我不知道事情结果如何，我想我可能后来就直接昏过去了！我记得，最后一次离开他的工作室时，我只想出去，因为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。
Ivan Galamian灵活的大拇指
在成功从Heifetz处逃脱后，Gwen仍旧对自己右手运弓这方面感到不满意。这时，一位朋友建议她去找加拉米安，他在路易斯的mendowmount夏令营上课，她也听他说过加拉米安的拇指很灵活。于是，在1970年夏天，Gwen上课的时候，加拉米安就跪在地上，想看看问题到底出自何处。
加拉米安教Gwen，右手拇指不要太用力或太僵硬地从弓杆向外推，而是要灵活和平衡。他安排的节奏型有十分特别的帮助：首先，用演奏D大调音阶，从上弓开始。
“我当时觉得，‘天哪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！’我以为小提琴拉得好，是因为我的节奏感还不错，但这个真的很难做到，它太基础了！我意识到，自己该马上练习起来。但没过多久，我想，‘现在我就像有了一只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右手，就好像窑匠用泥，织布工人用羊毛，魔法来得太突然了。”
说到指法和弓法，加拉米安的态度有点坚持：“教材把你必须学会的指法都安排好了，而且这是有原因的：他们在教你如何拉得更好。”有些人不喜欢这样，所以拒绝跟他学习；但对Gwen来说，这很有用。“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技巧，你就可以开始脱离并更灵活地使用它；但如果你总是在黑暗中摸索，那将永远学不会。”
尽管课时费是每小时100美元（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价格），Gwen还是每月来一次，跟随加拉米安学习了一年。她说:“我想听听他对节奏型和弓法组合的想法。好不容易，我找到了一位老师，他可以帮助我解决具体的问题，而不仅仅是让我走，去练习六首帕格尼尼而已。他的思维很清晰，我问问题的时候也不慌乱，他都能回答。有一次，他对我说：‘我很高兴你总是提问，因为我自己90%的学生，就算我让他们每天倒立着练习五小时，他们也不会问我为什么。他们可能想着，这么做了，就会成为更好的小提琴家吧。’”
在跟随Gingold、Heifetz和Galamian学习的过程中，Gwen对他们的练习和想法都做了笔记。在24岁时，她在西安大略大学（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）获得了她第一个小提琴教学职位，在那里，她开始传授在三位大师处学到的内容。她说，“我有记日记的习惯，我的很多学生也都会记笔记。第一年，我每周早上8点开始上小提琴技术课，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事——学生们有时会宿醉，有时穿着睡衣，但他们起码来了。”
近50年的教学，传授跟大师们同样的教学法——包括在温哥华音乐学院、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、曼尼托巴和维多利亚、加拿大国家青年交响乐团等地，Gwen开始作为一个演奏家，她将这些收集在书中——《The Embodied Violinist》。同时，她获得了加拿大勋章。她工作室里的照片有Heifetz拿着乒乓球拍俯视着她的，也有而Gingold一边演奏一边看着她的照片。
Gwen是在安大略省时遇到Oliver的：“Oliver和我结婚时，我快30岁了，他对我说：‘我们要个孩子吧？’我说，‘如果我现在怀孕了，我就得取消巡回音乐会。所以，现在不能要孩子。’但是五年后，我屈服了，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儿子，但我说：‘亲爱的，我要怀胎九月，能给点奖励吗？”他说，‘那我给你买一把小提琴。’”
1980年，在纽约，Oliver带着一个11个月大的孩子，坐在角落的土耳其地毯上，给他换尿布，而Gwen则在摆弄着乐器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一个穿着三件套西装的年轻人就会拜访Oliver，在他耳边说一个数字。最后，这对夫妇在伦敦，在Ealing Strings的带领下，试了Nicolò Gagliano。Gwen说：“最后，Oliver抵押了我们的房子，买了这把我已经拉了好几年的小提琴。”
直到过了60岁生日，Gwen才决定卖掉这把小提琴，以便让一个更年轻的小提琴家使用。几年前，她委托Franco Giraud制作了一把新小提琴，然后打电话给Gingold。“老师，我订做了一把小提琴，我要给它起名叫Josef。他说，‘哦天啊，Gwen！’他告诉我，很多学生都以他的名字给孩子或教子命名，但是，‘从来没有人把我的名字刻在小提琴里。这是一项荣誉。以及，这次我不需要买礼物了，因为我不是教父！’他十分激动。那年是1988年，而Gingold于1995年去世。时至今日，我还在使用那把小提琴。”
September 2018
The Stra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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